《国史大纲》个人读书感想

读罢老先生的书，才发现以前脑子里的中国历史全然是支离破碎的一堆残砖断瓦，不见地基，亦不见墙体，更不见屋檐，由此自己那点可怜的“国学”知识，亦不过是一些断章取义的残汤剩水罢了。

读罢老先生的书，才真正的清醒起来，才知道“国学”不和“国史”并联，只不过等于是一堆支离破碎的“垃圾数据”，没有放进一个数据库里，就算是放进了数据库，也没有设定运算公式，也就无法得出什么运算结果。

因此我做了决定，在翻出二十年前老爸给买的中华书局出的《四书五经》的同时，再读一遍老先生的《国史大纲》;在读《四书五经》的时候，旁边要放上老先生的《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个人读书感想精选篇1

1、当知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上以上的国民，应对本国以往之历史略有所知。

2、所谓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必随附一种对本国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3、所谓对本国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正处于以往历史的最高点，而将我们自身的种。种罪恶与问题一切推诿与古人。

4、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钱穆先生这些话可谓之针砭时弊，有感而发。当人对自身处于深深的自我怀疑时，人就开始怨怼自我，视养我育我的这片土壤为尘世间最肮脏之所，将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文化视为最丑陋的文化，而全然不顾这土壤上的民族和文化以往的辉煌。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钱穆先生何以要在这著作上加上这四句话?因为在他的时代中，人们早已经不相信自己的文化了，“打倒孔家店”成了嘴边的用语，“线装书扔厕所”成了身体的行为。爱之深，方责之切，当睿智如胡适先生高唱着“全盘西化”的口号，当斗士如鲁迅喊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我们还能期待那群未曾读书识字的农民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吗?是以这看似简单易懂，可有可无的话，其中却蕴含着先生深深的无奈无力之感。

先生此书，脉络清晰的分析了中国的历史，从夏商周三代的部族演变发展到春秋的华夷之辨，从战国的贵族没落到两汉的士人阶层兴起。先生旁征博引，用简单的语言和严谨的考据将整个中国历史发展栩栩如生地描绘在读者眼前。

不同于马克思唯物史观所提倡的客观，先生认为史学是人的史学，不能做号称客观的“无人”历史研究。史学一定要联系现实，但又不能急于联系现实，以免沦落为政治的口号。是以先生此书，看似在慢慢时间长河之中毫无主角，但通读之后我们又能感受到隐藏在这些文字之下的“士人阶层”便是这段历史的主角。有人批判先生此书是走精英主义路线，忽视了历史长河之中的农民，但我觉得中国的历史自古便是一种精英参与的历史，无论是察举制度，九品中正制亦或科举制，无一不是从天下元元中挑选出一批精英共建天下。在时间长河最前端的我们，为何要以现在的目光去衡量古时呢?

先生是一个学者，学者本身就应该以公正的角度来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难道非要看着每次农民起义造成的累累伤痕说着正是如此伤痕让中国民族进步吗?从前的教科书告诉我，农民起义都是正义的。但我从没有思考过，正义的事就一定是对的吗?正义的事一定对社会是有利的吗?不，虽然我们都想给自己一个肯定的回答，但事实上我们都明白，每一次的农民起义对于神州大地都是一次伤害。秦末，三国，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太平天国哪一次的农名起义农民收获了果实?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真相也许残酷，但只有真相才能避免下一次的伤害。

历史记载的是人的事，是以历史记载的往往都是人和事。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其目的性和动力，每件事的背后都有其原因，愿钱穆先生的这本著作，让我们可以透过历史的滚滚烟尘，得到我们心中的答案。

《国史大纲》个人读书感想精选篇2

《国史大纲》是钱穆先生于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完成的一部通史性著作，此书以传统社会价值作为其立场，符合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全书共有八编，四十六章，从虞夏时期一直写到民国时期。因其写作之初，是将其作为一部教材来编写，所以力求简要。虽然具体细节虽展开不够充分，并且其中有些地方也值得商榷，但其论点皆切中时代之要害，可谓入木三分，很见其深厚的史学功底。所以凡读史者莫不应通读此文章，借以培养自身的历史思维以及历史情怀。

凡读一本书，亦是在读一个人，读此书之作者为人为学之道。史书也不例外，这就和“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同理，《春秋》与孔子其人有脱不开的关系。故欲对《国史大纲》的意义有更为深的理解，必然要对钱穆其人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此下凡列与其有关钱穆之故事以增进读者的理解。

在民国文化革新时期，当胡适学派反对“崇古”与“迷信”，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上古史作存疑与否定态度时，钱穆等人立表异议，说“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他在《国史大纲》一书中也说道：“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钱先生后来坦率地表明自己不同于古史辨派的一味疑古而是在求真的基础上提出新说：“······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而对于《国史大纲》的创作背景我们也需要明白。当抗战爆发之时，钱穆仓促地从北平逃离至西南大后方，教学多年来的大量教材悉数失散，此时中国面临国家存亡时节，钱穆有感于中国国运飘渺，尽管他本身相信抗战中国会赢得胜利，但也对中国的命运抱持最坏的打算。钱穆在云南乡下的偏僻之处，写下国史大纲，他是抱着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的心情而著，盼若中国不幸败战覆亡，至少留给后人一本中国史书，让后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及文明成就，激励后人复兴中国之心。 而中国于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钱穆的最坏打算没有发生。

所以说钱穆先生著《国史大纲》更多的是在考量历史对于国人的价值。

近年来，牟经济发展之思维甚嚣尘上，历史这样一个极具魅力的学科渐渐被人们所遗忘以至于误解。有鉴于现实与历史之间碰撞，通过阅读史书，这是在其中寻找自己的答案。

凡读史者，先排除其中被迫读历史者，即使有志于历史学科的人也对于历史抱有不正确之思想。我们必须明确，所有欲在国史上有大出路的人，不单单需要丰厚的历史学识以及敏锐的历史视角，更多的则是需要一种研究历史的人文情怀。这在钱穆先生列于书前的`诸信仰中一条有关，即“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存与敬意。”这种历史情怀只有在国人上才可发掘到，而西人治国史能难有这样一种情怀。这不免使我想到，治史的眼界取决于一种个人的情怀。就如同面对于黑白两种颜色，有人喜爱白色，竭尽其能去说白色的好。有人喜爱黑色，竭尽其能说黑色的好。而大情怀者则是融黑白于一，但却又不完全囿于黑白之色。

读完此书，我也对于国史之价值进行考量，若谈及狭义的历史，则便是各类历史书籍上分宗列举之实例，而要谈广义上历史，则便是历史背后所蔓延而出一种精神力量，也就是一种文化的价值。狭义上的历史可以使人明智，而广义上的历史则已经超出具体之实物，变成了一个特殊的价值符号，我更愿把其当国人的一种普遍的信仰。

中国人与美国人不一样，凡今日中国之文艺作品(文学、影视、绘画等)皆重于对待历史元素的回归，而美国人则重于对不可考事物之想象。抛却文艺作品与商业利益的挂钩，我很容易发现所有这些背后的价值倾向。而要将民众团结在同一面旗帜(不自觉的思维模式、不自觉的行为动机)之下，对于中国人而言，需要源自历史而又更加抽象的一种历史精神，

而这也正是《国史大纲》这样一部书真正所要追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