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梅心得体会
张桂梅心得体会篇1
那一束光照亮了更多的人
华坪女高成立以来，张桂梅每天都会拿着小喇叭催促学生上课 吃饭 自习 做操。学生们跑步去晨读 跑步去吃饭 跑步去睡觉……每一件事情都被张桂梅严格限制在规定时间内，学生们开玩笑私下叫她“周扒皮”。
理想很美好，但现实很严峻。学生来自大山，学习基础差，理解能力也不强，教学难度很大。刚开始的几届学生，有些连中考录取分数线都没有过。
在张桂梅和同事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的硬件条件不断改善，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明显提升。建校12年毕业10届学生，上线率和升学率都是百分之百，综合排名始终保持全市第一，社会认同度不断提高。1800多名贫困女孩在这里放飞了梦想 走进了大学，成就了大山里的“教育奇迹”。
人们都说，这所学校“低进高出”的背后，离不开学生的苦读 教师的苦教，更离不开张桂梅不顾生死的奋斗。
这些年来，张桂梅将自己的工资 各级政府发给她的奖金，甚至是大家筹集给她看病的钱全部捐给了华坪贫困山区的教育和社会事业，累计有上百万元。她个人没有任何财产，现在还住在女子高中的学生宿舍。但她却说：“我什么都有，我心里有学校 有千千万万个孩子。”
张桂梅就像一束光，一束帮助大山女孩改变人生的希望之光，一束托起无数家庭和学生“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之光。她无私的大爱，也感染了身边的同事和一届届学生。
韦堂芸老师，左脚骨折拄着双拐坚持为学生上课;勾学华老师，婚礼当天上午还在学校忙碌;杨晓春老师，长期资助学生却从不说起……
周云丽是华坪女高第一届学生，大学毕业后考取一所中学的教师，听说母校紧缺数学教师就放弃正式编制，回女子高中当了一名代课教师。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打拼的黄付艳，在华坪遭遇水灾时，把自己积攒的钱首先捐给学校……
张桂梅心得体会篇2
张桂梅的事迹深深地感动着我，为了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家庭的幸福、社会的和谐。这个活着的榜样，她顽强拼搏、不屈不挠、无私奉献、善良慈爱、她全心全意投入教育事业、慈善事业的精神让我钦佩。
她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用真爱点亮了那些无依无靠的孩子们的希望之光，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爱的’奉献之歌。她就是华坪县民族中学教师兼“儿童之家”福利院院长张桂梅。张桂梅同志参加工作30多年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深深扎根于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的崇高事业中;她身患多种疾病，却常常超负荷地工作，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病痛的折磨，始终坚守在三尺讲台上;凭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不断学习先进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精心研究，积极探索教育规律和民族教育发展的新模式，因材施教，进行素质教育，总结出一套适合民族贫困山区教育特点的教学方法，教学成绩突出;她给没有学费的学生垫交学费，带患病的学生去看病，天冷了给他们添置衣被，把母亲般的慈爱全部献给学生和孤儿;她不仅生活上关心学生，而且积极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健康的业余爱好，从各个方面无微不至地关爱他们。
张桂梅同志是边疆民族贫困地区教师的优秀代表。她的先进模范事迹，充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高尚道德情操，充分体现了她对党和人民教育事业的无比热爱和忠诚。我们学习她，首先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作为一个党员，张老师放弃了进条件好的学校任教的机会，选择了条件较差的学校，一身病痛的张老师教学上几十年兢兢业业，除了住院没向学校请个一天病事假，教学成绩突出，她说：“为了民族贫困山区的教育，即使倒在讲台上，长眠于华坪的沃土之中，也无怨无悔”。吃苦在前，那里最需要就到那里，无私奉献，张老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我要学习她爱生如子，精心教育学生，辅导学生;牢记宗旨、坚定信念、对党忠诚的优秀品质;学习她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崇高境界;学习她热爱生活、艰苦奋斗、乐观向上的优良作风;学习她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高尚品德。作为一名彝良的职高教师，我要牢记使命，教书育人。以张桂梅同志为榜样，立足岗位，开拓进取，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的有用人才而奋斗。
张桂梅心得体会篇3
“新学期开学，我们学校又迎来了4名支教教师，都是城里来的优秀教师!”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小学校长刘斌高兴地说，近几年，来学校支教的教师带动了学校教育教学水平的总体提升，家长们更满意，老师们的干劲也更足了。
从石柱县渝中实验小学来到中益乡小学支教的黄敏谈到支教初衷时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深知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我要尽自己所能，传播知识、启迪希望!”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教师队伍特别是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5年来，各地多管齐下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越来越多的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
乡村教师队伍结构趋于科学合理，35岁以下教师占43.4%，本科以上学历占51.6%，中级以上职称占44.7%。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介绍，乡村教师整体素质大幅提升，2015—2019年，中央财政投入100亿元，实施国培计划中西部项目和幼师国培项目，培训乡村教师校长950万余人次。乡村教师的待遇明显改善，近5年来，中央财政安排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奖补资金207.74亿元，惠及中西部725个县8万多所学校近130万名教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通过“特岗计划”、中小学银龄讲学计划、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援藏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等，为贫困地区输送了大量优质师资力量。其中，针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推出的“特岗计划”实施15年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710亿元，累计招聘95万名特岗教师，覆盖中西部省份1000多个县、3万多所农村学校。
国家下大力气重点突破、补齐短板，老师们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学校的教学环境越来越好了，孩子们的变化也让我骄傲。和孩子们在一起久了，感觉总有做不完的事，唱不完的歌。”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希望小学音乐教师王杨颖是一名“90后”特岗教师，她说：“我想给孩子们最好的陪伴，未来，我会继续在教师岗位上砥砺前行!”
希望的田野上，广大乡村教师正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孩子的人生梦想，展现当代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和责任担当。
张桂梅心得体会篇4
1974年10月，17岁的张桂梅跟随姐姐从家乡黑龙江来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45年来，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步步走向贫困山区。
1996年8月，她的丈夫去世，父母双亡、无儿无女的张桂梅黯然神伤，她决定离开伤心之地，调入丽江市华坪县。她放弃进入全县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选择了师资最弱、条件最差的民族中学任教，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教学任务。
一年后，不幸再次降临。1997年4月，她查出患有子宫肌瘤，且肌瘤已经有5个月胎儿那么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疗。
张桂梅忍着疼痛继续站在讲台上，她不愿意因为自己而影响学生们中考。直到7月中考结束，她才住进医院。打开她的腹腔，医生们倒吸了口冷气：腹腔内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肠子已经粘连在后壁上了，取出的肿瘤有两公斤多。
2001年，张桂梅兼任新建的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的院长。第一天，儿童之家收了36个孩子，最小的两岁，最大的12岁。此后，张桂梅除了上课，还要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顾这些幼小的孤儿。
儿童之家的工作，让她萌生了创办一所学校、让贫困山区女孩免费接受高中教育的想法。经她到处游说，这一善举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华坪县委、政府协调出土地，省、市党委政府划拨了100万元的办学经费。
2008年8月，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级中学在华坪建成。11年来，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连续10年高考综合上线率100%，1645名贫困女孩从这里走进大学。
张桂梅心得体会篇5
她播撒的爱在流动和传递
“起床喽，姑娘们，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了。”
每天，天还没有亮，张桂梅就佝偻着瘦弱的身子，爬上学校顶层，开始一天的工作。从起床到出操，再到课间休息，以及晚上睡觉前，小喇叭的声音一直在校园里回响。
从初建校时的94名学生，到18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支撑女子高中的是照亮黑暗的那道“光”。
“太出乎我的意料了，高一刚进校的第一课，校长并不直接谈高中阶段的专业学科，而是让我们抄写党章。”就读于南方医科大学的毕业生邓婕回忆，“经过高中三年红色文化的熏陶，我变得坚强独立、吃苦耐劳、勤奋勇敢了。”
这是张桂梅的“特殊教育”。
张桂梅在探索中制定了“唱红色歌曲、忆红色历史、读红色著作、记红色名言、看红色影视、塑红色课堂、办红色校报”等教育教学方针，坚持每周开展“五个一”党性教育活动(一律佩戴党徽上班、每周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每周唱一支革命经典歌曲、每周开展一次党员理论学习、每周观看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影片)，她努力“让教育走得更深更远”。
“有人说我爱岗敬业，有人说我疯了，也有人说我为了荣誉。有人不理解，一个人浑身是病，却比正常人还苦得起。支撑着我的，是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让我直面这片热土时，心里不愧。”张桂梅说。
一个叫何先慧的女孩，对11年前的那一幕记忆犹新。
2009年，华坪县中心镇河东村，张桂梅来到学生何先慧家里家访。看到何先慧的妈妈衣着单薄，在地里割韭菜，张桂梅把身上穿的新棉衣脱给了她。知道这件事后，何先慧的眼眶湿润了。她家境贫困，初中毕业后没钱上高中，是华坪女高接纳了她。
现在，何先慧已经是一名中学教师。每到周末，她就会去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帮忙。只要张老师打一个电话，她就会无条件支持。因为她知道，张老师播撒的爱，在流动和传递……
张桂梅心得体会篇6
女子高中成立之初的困难，是张桂梅始料不及的。山区条件艰苦，再加上张桂梅对工作要求严格，很多年轻教师难以适应。建校才半年，17名教师中有9名辞职，教学工作近乎瘫痪。
焦虑、沮丧的情绪包围了张桂梅。在留下来的8名教师中，有6名是共产党员。张桂梅把6名党员教师集中起来，重温了入党誓词，诵读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篇章。有的教师眼里泛起泪花，他们被张桂梅的无私打动，他们要和张桂梅一起，把女子高中办好，把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
留住了教师，还要留住学生。家访成了张桂梅最重要的工作。很多学生的家在偏远山区，有的地方只能靠步行到达，但张桂梅要求自己“要亲自到每一个学生的家里去看看”。
与张桂梅多次同去的华坪县电视台记者王秀丽，对家访的路心有余悸。“在路上，我害怕得腿发抖，甚至觉得鞋底会被脚趾抓穿。在一些路段停车休息时，我连车都不敢下，害怕自己会不小心跌下山崖。”
张桂梅也害怕。一次，她坐乡政府工作人员的摩托车上山，“不敢低头，摩托车稍微歪一点，就会跌下悬崖粉身碎骨”。11年来，张桂梅在大山里走了近12万公里，对1345名学生进行了家访。家访途中，她摔断过肋骨、发过高烧、迷过路，还曾因身体虚弱晕倒在路上。
为了把儿童之家和女子高中顺利办下去，张桂梅不得不四处筹款，但这条路同样艰难。
一次，张桂梅到昆明某企业寻求帮助，未等她把话说完，企业领导就叫保安赶她走。张桂梅不走，保安就放狗出来追咬，小脑萎缩的她不能很好地保持平衡，衣服被狗撕破，脚上鲜血直流。无助的张桂梅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还有一次，她在街头募捐，被人认为是骗子，有人还朝她脸上吐口水。离开人群后，疲惫、伤心、无助的她坐在街头靠着墙睡了过去，醒来时已是万家灯火。
后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邀请她到北京录制了一期节目，这期节目为她募到了100多万元。
然而，没人知道，她才到北京就接到哥哥病危的电话，哥哥想在弥留之际见见离家几十年的妹妹。张桂梅思前想后，最终决定去录制节目。她怕错过时间人家就不让她上节目了，她怕不上节目就会失去筹款的机会。等她录完节目，哥哥已经过世。
张桂梅心得体会篇7
凌晨五点十分，天还没亮，公鸡开始打鸣，间或有一声狗叫，一大片虫鸣声压过来，风在山林间回响，野猫、野狗、蝙蝠还有当地俗称白鼻梁子的果子狸也会出现。校长张桂梅从三楼的一间学生宿舍走出来，打开手电筒，一层层打开楼道里的灯，一有光，这些山里的动物就跑走了。
华坪女高的一天从此刻开始。
学生们五点半起床，上午五节课，下午三节课，中间午休1小时，晚上分三段，一段2小时，11点半到12点之间熄灯，从周一到周六，每天都是如此。除学习以外，所有其他时间都被尽可能压缩，吃饭不能超过10分钟，跑步往返。张桂梅精心测算过，一分钟约有30个学生打饭，一个年级159人全部打完需要5分钟，最后一个学生也留有5分钟时间吃饭。唯一的休息时间是周日11点到下午2点，这3小时内，学生们被允许外出，享受每周一次的洗澡时光。
乍一看，华坪女高和其他以军事化管理为核心的县中还没有太大差别。在教育资源匮乏的中西部县城里，衡水中学模式被广泛地复制。在高考这个相对公平的游戏中，对于很多出身社会底层的孩子们来说，以时间换机会是目前看起来最成功、也是现实中唯一有效的思路。
但华坪女高更为成功，或者说更为特殊。在衡中模式里，“名校掐尖”是最关键的前置环节，而女高第一届学生中，很多人中考分数很低，甚至没有达到县城分数线，这些学生在三年后却几乎全部考上本科，本科上线率达到100%。时任云南省副省长李江感慨，这个成绩非常了不起，因为女高的入口极低，来者不拒，没有分数限制。
从2008年成立至今，华坪女高在12年内先后将1804名女孩送出大山，一千多个家庭因此脱贫，连续9年高考综合上线率百分之百。最新的2020年战绩显示，女高共有159人参加高考，其中150人达到本科线，本科上线率为94.3%。这些数字共同构成了女高神话，也让校长张桂梅在今年成为焦点。
但在感动之余，人们更好奇的是，这个神话可复制吗?
张桂梅身患骨瘤、肺纤维化、小脑萎缩等23种疾病，每日要在身上和手上贴满止疼膏，否则手无法弯曲。
摩托、扩招与理想主义
杨文华觉得张桂梅太天真、过于理想主义。2004年9月，他正任华坪县教育局副局长，和张桂梅一起去北京录节目。途中，张桂梅提出要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杨文华坚决反对。在来到教育局之前，他在华坪县第一中学当过13年老师，很清楚办一所高中有多难，光是资金问题就很难解决。而且，张桂梅没有任何学校管理经验，一直在一线教学，从未进入过学校中层。
回到华坪后，张桂梅就开始四处筹钱，但收效甚微。真正的转机在2007年，会上，她身上的一条破洞裤子引起了记者注意。张桂梅的“女高梦”于是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一夜之间全国皆知。回到华坪后，女子高中就被正式提上政府议程，市、县两级财政共拨款200万元。2008年9月，女高还没有完成全部校园建设，就开始招生。当年的开学典礼由华坪县县长主持，市委书记也出席，规格很高，举办地点在教学楼前的一片空地，当时有一半地面还没有硬化，尘土飞扬。
华坪县给了女高最大的办学自由。张桂梅有两个要求，一是只招贫困女生，不设分数线;二是学杂费全免。按照她的录取标准，无论分数高低，首届报名的学生全部被录取，一共有100名女生，此后辍学4名，剩下96名。在听说女高之前，这些学生中很多都因分数过低而即将辍学，有一个学生中考数学只有6分。但这样差的成绩进入女高后，高考上线率竟达到百分之百。在越来越多家长的眼中，进女高就约等于上大学。
于是从第二届开始，报名人数开始大于招生指标，此后一年比一年多。县城的学生也想挤进女高，实际上，这些学生中很多家庭并不困难。面对这种情况，张桂梅很快发现无法按最初的设想筛选出学生，因为贫困无法量化。
杨文华现任华坪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2014年之前，华坪县还没有对贫困户建档立卡，家家都来说自己贫困，后来有了制度性规定，又家家都能开出贫困证明。女高怎么筛选贫困生?最终只能是择优录取。每年，华坪县根据张桂梅的需求为女高分配招生指标，女高根据招生指标将报名的学生分数线从高往低降序排列，也因此，虽然理论上不设分数线，但最后仍自然出现一个分数线。
女高成立之初就来到学校任教的张红琼将其称之为参考分数线。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县城学生在女高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张桂梅每年招生时会尽量把控县城学生的比例，比如她现在带的文科班有40多人，其中县城学生只有10个。虽然有分数线，但张桂梅每年仍会破格录取一些学生。女高每届有三个班，基本上每个班上约有10多个学生没有达线。
但对于破格录取的标准，《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后发现，除了张桂梅本人，无论是女高老师还是华坪县教育局领导都并不清楚。两轮摩托、房、车，这些都能成为她评判的参考标准。
“一些父母带着孩子来学校找张老师，说家里确实特别困难，或者一些父母身有残疾，她听了后就会去实地走访，了解学生家里的情况，发现的确贫困就会录取。”张红琼说。据她观察，这些年女高录取的大部分学生还是家庭相对贫困的。
在杨文华看来，中国国情不平衡，上海的“穷”和华坪的“穷”不可同日而语，华坪县北部地区的穷和南部乡镇的穷也没法比较，所以张桂梅只好自己去决定。“她亲自去看各家的具体情况。你家里有没有洋房，有没有车，她觉得你不穷就不应该来女高，有一阵她规定，家里只要有两轮摩托就不穷，”他说。
女高至今也没有一套制度化体系化的破格录取标准，录取谁不录取谁，张桂梅拥有绝对的自主权。在县级政府层面，也给予了她最大的自由度，允许她每年在招生指标外额外录取一些贫困生。“对超出的人数，基本张桂梅上报，县里就会批，”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然也不能超出太多，毕竟女高能招的人数也有限。”
实际上，对于是否划一条明确的分数线，女高内部也有过讨论。但张桂梅认为，“只要划了分数线，这些贫困山区的孩子就进不来了，有违女高的初心。”
据女高2015级学生郑珍珍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女高的参考分数线其实比华坪县普高统一划定的分数线要高一些，一般在县城分数线与华坪一中的重点班录取线之间。比如她那一届，华坪县的统一线是410分，女高的参考分数线是480分，县一中重点班的分数线则是510分。
一个无法忽视的客观事实是，虽然张桂梅数次强调女高不搞培优班，但女高的生源一届比一届好，这也是女高成绩越来越突出的原因之一。据杨文华介绍，华坪县仅有的两所公办高中，就是女高和华坪县第一中学。华坪一中是全县最好的高中，其重点班吸收当地尖子生中的尖子生，女高的生源质量在县城高中里处于中上水平。
女高原本设计的办学规模，是开设18个班共900人。但学校成立至今，已招收10届学生，每年只能招收100~160人，大多数时候，女高的校内承载学生都没有超过500人。对此，杨文华指出，女高一直无力扩大规模，并非不想，而是资金不够。
女高办公室主任张晓峰算过一笔账。女高每年花在一个学生身上的学杂费大概就要3~4万，包括课本费、资料费、试卷费、高考报名费等，甚至还要提供被褥和行李箱。而女高一年的管理费和水电、绿化、维修等维持基本运转的花费至少就要300万元。
在这个位于金沙江山谷间的云南小县，县财政自身就很紧张。2019年，全县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有2.5亿元。据杨文华介绍，12年来，仅女高教师工资一项，县财政的总投入就有1.1亿元。
和所有资源枯竭型城市一样，华坪县也经历了转型。1990年代，华坪因煤矿带来了个体经济的繁荣，一度被誉为云南的温州，在2013年之前，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达到7个亿，但此后因大量关停煤矿，财政收入直线下滑。此后，华坪县尝试过很多发展经济的办法，最终选择芒果产业作为出路。目前，华坪已经成为中国纬度最北端的芒果产地，年产值超过10亿元，种植芒果的农民一户年收入可达10万元。但芒果属于农业，在农业税取消后对地方财政并没有贡献，也因此，近年来县财政一直捉襟见肘。
另一方面，芒果对气候水土条件要求很高，只适合种植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山区地带。华坪全县97%的地区是山区，其中海拔1500米以下的面积只占22.4%。在广泛分布着傈僳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高海拔地区，居民依然普遍非常贫困。
女高是边建边招，从2008年到2016年，先后分五期建设，共花费6000万元，其中，云南省财政投入约2000万元，丽江市财政投入几百万，其他约4000万元全部由县财政负担，但资金筹集过程非常艰难。杨文华说，女高规模小，且高中教育并非华坪县关注的核心，义务教育才是财政必须兜底的重点，是上级考核的硬指标。全县共有70所中小学，县财政资金大部分都投入到中小学的危房改造和初中的搬迁合并上。
县财政财力有限，女高的日常经费来源还有社会捐助。2020年7月，丽江华坪桂梅助学会成立，目前已收到捐款超过1000万元，主要用于学生的生活与学习。但这些钱如果用来持续扩招，仍然不足。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透露，张桂梅目前暂时没有扩招的打算。
由于招生规模不够，女高一直没有进入到云南省一级完(高)中榜单。这是由云南省教育厅评定的一个重要排名，虽然名为完全中学，即为初中、高中教育都囊括的学校，但纯高中也在评定之列。全省共有112所学校入选，相当于公认的100强。排名靠前的学校，每年会得到中央和省级层面一定的资金奖励。
据杨文华介绍，这个排名有一套考核机制，在教学质量上，最重要的五个指标分别是600分以上学生占比、一本率、本科率、学业水平和统测通过率。如果仅依据这五个指标，女高早就应该进入榜单，且位居前列。但入选还有两个硬指标，一是教学规模必须在1000人以上;二是学校高级和中级教师占比至少达到70%，由于女高是新建高中，以年轻老师居多，职称晋升比较缓慢。华坪县教育局希望女高能进入排名，但实现的前提是女高扩招。
杨文华认为，女高无法扩招的根本原因在于，女高是全免费办学，不但免除了学生全部的学杂费，还经常要补助困难学生的生活费。他多次建议张桂梅适度收费，在他看来，女高一些学生的家庭并不太困难，适度收费既能减轻学校的资金压力，也能扩大招生规模，相当于帮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和她的初心并不矛盾。“但她坚决不干。”杨文华说。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张桂梅性格的最大特点是坚定，一旦认定一件事，不管多少人反对都要做成，绝不妥协。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说，最初要办女高，县里担心只办女子高中被说成封建，社会影响不好，建议张桂梅先在高中办一个女子班，试验一下，她坚决反对，说要办就办一所学校，多救一些山里的女孩。杨文华建议她不要边建边招，张桂梅坚持，她说，你等得起，孩子等不起。
多年来，杨文华觉得张桂梅的教学理念和办学思路逐渐成熟，但在她理想主义的一面，仍葆有不变的天真，“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人”。
红歌、苦教与女高模式
2009年，女高创办一学期后，首批招来的17名老师走了9个。张红琼是留下的老师之一，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走的人大多是因为吃不了苦。”
张桂梅一开始就很明确，山里的孩子基础差，要想出成绩，学生必须要“苦学”，老师更要“苦教”。她面试张红琼时，反复对她强调，去女高一定要能吃苦。和张红琼同去的还有另外两个女生，也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张桂梅看她们瘦弱，摇摇头。
女高老师流失超过一半，学校面临崩溃。最艰难的时候，张桂梅发现，剩下的8名老师中有6名都是党员，于是把他们召集到一起说：“如果是在抗战年代，这个阵地上剩一个党员，这个阵地都不会丢掉。我们剩6个党员，我们能把这块扶贫的阵地给党丢掉?”会后，老师们在教学楼二层墙上画了一面很大的党旗，然后面向党旗，宣誓。所有党员都哭了。
在张桂梅事后的多次叙述中，这件事被视为女高办学的转折点。从这一刻起，红色教育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此前，她虽然在教学中有一些红色教育，但还没有形成完整体系。老师的流失让她意识到，面对女高的艰苦办学条件和诸多客观局限，要想留住老师，就必须激发她们内心的理想信念，培育奉献精神。与其说这是女高办学的转折点，毋宁说，这是张桂梅在办学逆境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锚点。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张桂梅：“在女高采取红色教育的模式，是和个人的坚定信仰有关，还是这是最适合女高的一种培养模式?”
她说：“两者都有。”
从效果看，这种策略是成功的。在张红琼的回忆中，这次会议之后，张桂梅开始带领老师们唱红歌。每天下午五点半，学生们在吃饭，老师们在党旗下集体唱《红梅赞》，这是张桂梅最喜欢的歌剧《江姐》的主题曲。她一句一句教给老师，“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最初，张红琼觉得很尴尬，心想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唱这么老掉牙的歌曲，后来慢慢进入到角色中，大家都在唱，也不觉得奇怪了。“学生一开始都在围观，后来甚至会跟着唱。我们老师学生随口哼出来的都是红歌。”她说。
张桂梅在日常的每个环节渗透红色元素，力图在女高构建出一片红色净土。她不允许老师学生听流行歌曲，学生去食堂吃饭时，她把手机放在小喇叭旁放红歌。音乐课上大部分时间也在教唱红歌，课间操时间则是红歌会。
2020年11月4日上午九点半，记者在现场看到，女高学生列队集合后，先集体朗诵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然后大声喊出口号：“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做党的好女儿”“学习、学习、再学习”“奋斗、奋斗、再奋斗”。热身环节结束后开始跳操，第一首是《英雄赞歌》，这是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曲，第二首是《红色娘子军》。此前还曾跳过《南泥湾》和《红梅赞》。这些歌曲都由张桂梅精心挑选，旋律由专人改编后节奏感很强，既有年代感也有时代感，再请专人以此设计出系列动作。今年，为了让学生和大山外的世界有更多接轨，在跳第三套操时，张桂梅特意选择了抖音上很火的鬼步舞，配乐是近几年的广场舞金曲《山里红》。这种舞蹈节奏感很强，整个场景看起来大型蹦迪秀，有一种穿越回到1980年代的魔幻感。
从2010年开始，每周一的课间操新增了宣誓环节。党员老师要宣读入党誓词，学生们则重温入团誓词，然后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每学期开学时，全体师生要抄党章。每周六上午有一节思政课，由张桂梅亲自执教，最长时可能持续2~3小时。课上，她会讲自己最爱的江姐、赵一蔓和红军长征故事，不断强调要学习红军的吃苦耐劳精神。每周日晚上七点半，高一学生要去阶梯教室看红色电影，既有经典老片《孔繁森》《焦裕禄》，也有新片如《我和我的祖国》。除电影外，还会每周追剧，让2009级女高学生陈法羽印象最深的是《雪豹突击队》，“当时每周看一集，我们都边看边哭。”
红色信仰还以一种更具象化的方式体现于整个校园。最初，教学楼里有一面手绘党旗，后来在新建的足球场上新增了一面“巨无霸”党旗，旁边立着“共产党人顶天立地代代相传”几个红色大字。“非常壮观，站在这里你会很震撼，这么大一面党旗，你站在下面，想说句脏话都不可能了。”张红琼这样感慨。
和学生的作息接近，女高老师的一天也从早晨五点半开始。地理老师张红琼是班主任，如果有早自习，她要五点多起床，脸来不及洗就骑车赶往学校，中午11点下班后，吃个饭，12点就要回来，下午课从2点开始，五点半结束，老师可以吃饭半小时，6点继续上晚自习，直到11点半，天天如此。张桂梅要求，无论有课没课，老师都得全天在女高，这样学生有问题就可以及时找老师解答。
在女高，老师结婚、怀孕都不是偷懒“摸鱼”的理由，想请长假很难，建校至今，没有一个老师成功请过长假。2014年，张红琼怀孕了，但还要管全校卫生，早晚和学生一起扫地。为躲避扫地，她故意在宿舍不出门，张桂梅就批评了她。对此她回忆说：“当时，我们的关系就有点冷淡了。后来孩子一岁多，我就主动和张老师申请当班主任，她说，你是一个老师，不能为了家庭就这样松懈，还是要把自己的价值能力体现出来。”
有人问张桂梅，为何女高学生基础差，老师年轻，高考成绩还那么好?她毫不犹豫地说：“因为我们能吃苦，因为我们有理想信念教育。”
2011年，女高第一届学生高考成绩出来后，震惊了整个县城，县委和县教育局在华坪县各中学组织了一轮又一轮“学习女高精神”，在全县推广女高党建工作的经验，要求其他学校校长每学期都去女高听张桂梅讲思政课，向女高学习教学管理经验。
但胥国华也坦言，女高的模式复制不了，能学的只有女高精神。“像女高老师一样奉献得那么彻底，其他学校老师很难做到。”
现任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乡长的潘兴陈曾在华坪一中任教，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华坪一中学习女高，要求老师在晚自习前、后一小时内都不得离校，要给学生义务答疑。虽然不算作课时工作量，但和上课一样严格考勤，不出席就算旷课，进行处罚，“结果收效很明显，老师对学生的成绩、心理状况都能更准确地掌握，便于采取更针对性的管理和教学。”他说。但这只是复制了女高的一个具体措施。更多学校只是短暂地尝试过女高做法，便很快放弃。
在9名老师陆续走后，张红琼也有过放弃的念头。一天晚上，她准备向张桂梅辞职。走到她的办公室门口，看到她的桌上堆满了药瓶，她正费力地往身上贴药膏，很受触动，也很羞愧。“张老师自己身患那么多种疾病，仍在为大山里的孩子坚持，我们年轻人怎么还不如她，我于是想跟着张老师再坚持一下。”她这样说道。
实际上，女高人的精神支柱就是她们的校长。张桂梅丈夫早逝、没有子女、没有房和车，也没有任何个人财产，每个月的5423元退休金，也被全部用来资助贫困学生或给老师发奖金。她事必躬亲，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亲身实践自己的理想。
张桂梅只有一个，从这个角度而言，女高模式是不可能复制的。作为旁观者，华坪一中的老师对此看得很清醒。多位一中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女高成功的核心并不是军事化管理，而是找到了一条红色教育的模式来统领全校，从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贯穿高中三年学习的全过程。而能够将这套教育模式有效推行下去的灵魂人物，就是张桂梅。
一个因此产生的问题是，张桂梅之后，谁来执掌女高?63岁的张桂梅早已过了退休年龄，身体状况也不佳，身患骨瘤、肺纤维化、小脑萎缩等23种疾病，2019年初，就被下过一次病危通知书。今年春节，她再次病危入院。但记者在询问华坪县教育局、县政府领导后发现，对于女高接班人，大家目前都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想法。
教改、培训与水土不服
张桂梅现在耿耿于怀的，是女高学生中还没有一个考上北大、清华。她在学校不断强化着这个目标，每天课间操的最后一个环节，所有学生要齐喊：“加油!上清华!加油!上北大”。宿舍旁的围墙上写着“北大清华我来了!”背景是列队整齐的学生在操场跑步，尽头处则是清北的标志性校门。
但这些行动能起的实际作用有限。张桂梅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学生们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不是她们不努力，而是成绩到了一定的水平就再也无法更进一步，够不到最顶尖的名校。目前，女高成绩最好的学生考上了浙江大学，靠得就是下死功夫。其他学生也是如此，一本课本5、6遍地背，遇到不会的题就干着急。“现在这个节我们死活打不开。”她着急地说。
张桂梅最初以为，女高学生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理解课本上的知识点，只会僵硬背诵，需要“一个老师帮她们点一下”。她咬咬牙，请长沙的一位名师来女高讲课，一天给3万元课时费。这位名师带过的毕业班中，有一半考上清北。“我不吃饭也要把这些老师请来。结果他来了以后，啪啪讲完，学生们都傻了，一点也听不懂。是他讲得太高深了吗?还是他的思维太超前?都不是。但他给他的学生们可以这么讲，我们的孩子就不行。”
杨文华对此解释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即使是北京四中的老师来华坪教课，也会把这些孩子教得一塌糊涂。他对这些学生的基础薄弱情况、学习和行为习惯都不了解，用针对中国最优秀的高中生那一套来教大山里的学生，这些学生听得懂吗?”
于是，张桂梅意识到，女高学生缺的不是方法，而是“如何更好地把基础知识教给她们”。无论是外地名师，还是名校的大学生志愿者，都无法从外部来解决一所乡村中学面临的困境。“请进来”并不是破局之法，一定会遭遇水土不服。
与“请进来”相比，杨文华认为，“走出去”是一个更有效的办法。他指出，女高的问题是自己的老师培训跟不上，外出培训不够多。相比之下，华坪一中就更重视教师的外出培训，并有一套严格的监督制度。
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乡长潘兴陈在华坪一中任教时，曾去临沧市参加培训。他说，教育从来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过程，外出培训也并非是为了简单模仿或达到其他老师的高度，而是在拓展视野的同时，激发教师去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教学方法，如何提高自身素质。
华坪女高的办公室主任张晓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女高老师外出培训确实不多，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学校老师数量少，缺席就会影响教学进度，且女高老师不仅要管学习，还要管生活。杨文华则认为，这虽然是原因之一，但并非无法克服。实际上，在师生比上，华坪一中的老师要比女高更加紧张，平均每个老师要教14名学生;而女高由于学生数量少，在编40位教师只需负责457名学生，平均下来，每位老师对应的学生不超过12名，比一中还少一些。
在杨文华看来，张桂梅不鼓励女高老师外出培训，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担心女高老师们“思想滑下去，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比如，外面学校的老师待遇更好，而女高是个讲奉献的地方，如果送出去后心收不回来怎么办。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某某学校把我老师的心搞乱了。我就和她说，既然女高的理想信念那么坚定，百毒不侵，你怕什么?”
美国、师资与恶性循环
女高的“死结”折射出当代乡村教育的典型困局。核心问题指向两个，一是学生的基础太差，二是县中师资匮乏。这二者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
在女高教师张红琼的地理课上，过于尴尬的安静已经持续了五分钟。半小时前，她在黑板上写下这节课的讨论主题：如何在现实中理解热力环流?将学生分组后，她们“讨论”得很热烈，但轮到发言环节，组长站起来，一个字都挤不出来，这是2011年前后。
不久前，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丘北中学的老师来到女高，提出“自主讨论”的教育改革理念，张桂梅于是将每节课从45分钟延长到一小时，规定老师只讲半小时，剩下半小时由学生自主讨论，借此培养学生的自我思考和举一反三能力。同时，这也被视为女高由传统教学模式向素质教育短暂靠拢的实验。
但张红琼在实践中发现，女高学生基础差，缺乏自主讨论的能力，即使给她们足够的时间，也只会在课堂上聊天，并不会真的去碰撞和思考问题。她发现，“很多学生进到高中后在地理上基本是零基础，小学初中仿佛没有学过，连经纬线都不懂，更别提七大洲四大洋，你问她们美国在哪儿，根本指不出来。”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两个月后，张桂梅叫停了改革，失败让她更加坚定了“苦学”的教育理念。“没办法，我们学校只有花这么多时间去学、去教，人家学校是三年高中，我们还要把初中甚至小学九年的知识都补回来。”张红琼无奈道。
2015级女高学生郑珍珍是村里第一个女高学生。她所在的村叫左岔村，是一个典型的傈僳族村寨，位于华坪县通达傈僳族自治乡。通达乡距离县城50公里，山路曲折，开车大约要2小时，海拔在1562~3198米之间，下属的大多行政村都非常贫困。《中国新闻周刊》在左岔村走访时发现，一直到今年，全村只出过三个高中生，都考上了大学。其他村的情况也是如此，考上高中的孩子凤毛麟角，很多村尚未走出过一个高中生和大学生。在这些高中生中，女生大多在女高就读。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孩子辍学的原因多数是因为成绩太差，考不上高中，而并非因为贫困或观念落后。即便是在还没有通路的村寨，教育观念也已经有很大改变，以前村民们觉得读书没那么重要，或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现在父母都希望孩子可以好好学习，考上大学，“但小孩读不进去，父母干着急，一直催他，给他压力，也没用，”多位通达乡村民对《中国新闻周刊》无奈地说道。
在和村里的辍学儿童交谈后发现，在外界看来，大山里的孩子更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但实际上，这些孩子却相反，很多都非常厌学，哪怕逼迫自己在心里重复“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却无法将它与自己的现实生活勾连。即使是女高学生，在读高中前也非常懵懂。2009级女高学生陈法羽选择去女高，只是因为不想回家种地。“读书能干什么，读书对你有什么影响，也没有想过外面是什么样子，对什么都没有意识和概念。”她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通达傈僳族自治乡潘兴陈总结女高模式时，特别指出，张桂梅的聪明之处，通过红色教育让学生对未来有了一个清晰的目标，给自己一个更明确的定位。这点对大山里的孩子尤其重要，是想办法潜移默化地激发学生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渴望，让她们产生内生动力。
在潘兴陈看来，华坪的学生基础差，主要是因为小学和初中的师资匮乏。
通达乡丁王村民族小学(简称丁王民小)是乡镇里最好的小学，来自附近四个村子的278名学生都集中在这里就读，学生以傈僳族为主。
丁王民小校长蔡文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的老师以本地人为主，大多是考出去后出于“回报家乡”的心理回来任教。事实上，通达乡这些年考到丽江师范大学的学生也不少，但回到华坪县城的都很少，更不用提乡镇。他指出，工资少只是一方面原因，山区的老师都要有点奉献精神，“撤点并校”后，学生家离学校太远，很多小学和初中都是全寄宿制，老师既要负责学生的学习，还要操心生活，负担很重。县城的老师每天还可以回家，乡镇上的老师则要和学生一起同住，每周只有一天可以回家。也因此，乡镇学校教师流失的情况非常严重，“越优秀的人才流失的越快。优秀的老师都想要往县城调，或者是去丽江和昆明这种大城市。”他说。
蔡文璐还表示，目前学校能招来的正课老师以二、三本为主，音乐、美术和体育老师则根本招不齐，很多副科老师都是身兼数职。事实上，对于整个华坪县的所有中小学来说，招聘老师难是个未解的“死结”，且近几年情况越来越严重。
杨文华指出，县中招老师，“985”“211”的学生根本不考虑，因为招不来。以华坪一中为例，以前招聘的要求是一本，后来门槛降到了二本，现在三本也可以录取，一降再降。女高则不愿妥协，只招一本以上的老师，因此招聘难的问题格外突出。
从2008年成立至今，华坪县给女高的老师编制47人一直没有招满，目前学校在编教师共有40人。今年9月，女高再次面向全国急招教师7名，具体包括语文、英语、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和地理教师各1名。招聘要求则是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双一流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一旦聘用，在女高的服务期要不少于六年(含试用期一年)，且六年内不得调出。在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眼中，这个条件极其苛刻。
女高办公室主任张晓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招聘信息挂出去半个多月，来报名的只有1个，后来又陆续有一些报名，但都不符合条件，最终录取的只有1名。杨文华认为，包括女高在内，县城中学现在最缺的还不是硬件，实际上，所有硬件的升级和更新换代最终都要靠老师去操作。整个县城的教育生态要想有质的变化，关键还在师资。
张桂梅心得体会篇8
张桂梅为何让人热泪盈眶
“如果我是一条小溪，就要流向沙漠，去滋润一片绿洲。”这句话出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一位坚守滇西贫困地区40多年的乡村教师。从照片看，她身躯瘦小，脸庞沧桑，但目光坚毅而执着。40多年来，她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毅然投身深度贫困山区教育扶贫主战场，用持之以恒的无私奉献，帮助乡村女孩走出大山，去追逐属于自己的梦想。
鹤发银丝映日月，丹心热血沃新花。作为时代的“燃灯者”，张桂梅的故事让许多网民热泪盈眶。圣者渡人，40多年来，张桂梅笑对人生风雨坎坷，始终坚守在祖国西南边陲的教师岗位上。从寸寸青丝到头发花白，未曾改变的是对山区学子的爱心，对教育事业的信仰。她帮助一个个孩子改变人生的轨迹，进而帮助一个个家庭改变困难的处境，这是何其崇高的事业啊!
张桂梅让人热泪盈眶，还因为她激发了人们对教师特别是乡村教师群体的感怀。我们相信，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还有无数像张桂梅一样的老师。他们终其一生或许默默无闻，用生命践行使命，用情怀抒写担当，看似普通平凡，却无比崇高。他们持之以恒的坚守和奉献，温暖了每一位学子的心灵。社会不该也不会忘记他们的贡献。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每一位识文断字的读者心中都有一份师恩难忘的情愫。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张桂梅恰似一支蜡烛，虽然细弱，但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照亮了别人，耗尽了自己。这又何尝不是教师群体的写照呢?致敬张桂梅，就是致敬每一位润育桃李的教师。谢谢你们——让知识传承，让文明赓续，让青春激荡，让学子成长，让梦想飞扬!
致敬张桂梅，同时也表达了党和国家尊师重教的一贯立场。事业发展，人才为先。我们期待有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投身教育事业，扎根基层，扎根西部，扎根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培养人才、积聚力量。
张桂梅心得体会篇9
作为华坪女子高中第二届毕业生，如今已是永胜县公安局三川派出所的民警陈法羽的成长经历，让大家看到了教育对贫困山区的女孩们有着怎样的意义。
2009年陈法羽初中毕业，没有达到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因为家里十分困难，爸爸无奈地说：“要不就不读书了，找个好人家嫁了吧。”她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就在这时，陈法羽得知华坪县建了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她仿佛找到了救命稻草。
9月1日，陈法羽到华坪女高报到时，张桂梅对她爸爸说：“学校不但免除学费、书费、住宿费，还准备了统一的校服、被褥、行李箱，你就安心把姑娘交给我吧”。陈爸爸听完后，拉着张老师的手哽咽着说：“如果没有您，我家姑娘再也没有机会读书了，您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从进入华坪女高起，女孩们就开始接受红色教育。第一天唱完革命歌曲《红米饭，南瓜汤》后，张桂梅老师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学校的条件虽然很艰苦，但比起红军长征时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我们必须要有革命先辈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在华坪女高的学习是非常辛苦的，但每当听到张老师鼓励的声音，女孩们就感觉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身后推动着、鼓舞着她们。
一直以来，张桂梅都教导女孩们做一个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女性。大学毕业后，陈法羽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在工作中，她始终秉承“女高人”不怕吃苦、乐于奉献的精神，立足岗位、勤奋工作。
现在，从华坪女高考上大学的学生已经有1800多名，可学生们每次跟张老师说起感恩的话时，她都会说：没有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没有社会的积极捐助，女高是办不成的!你们要感谢就感谢我们伟大的党和祖国，感谢我们美好的社会吧!
张桂梅心得体会篇10
把党徽别在胸前，因为“看着就有力量”
这些年，张桂梅把自己的工资、奖金、捐款等100多万元，全都捐了出去。总工会给她慰问金，她一分不要，过年时一人1200元给了女高老师。有人送她新衣服，她转身送给了女高和育幼院的孩子，甚至是学生家长。大雪天去家访，看到学生和家长穿得单薄，她马上脱下棉衣，还让身边的人把棉衣脱下来，留给了这一家人。
提起把去世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毛线背心给了生病的学生，她有点黯然神伤，但却说:“放那里也是放着。纪念死人不如给活人解决问题。”她不希望那个孩子知道这件事，她希望他永远不知道。
当天这位头发花白、皮肤黝黑的老人从椅子上起身，需要借两个人的力搀扶着。“扶她时要特别小心，不能碰到她右手上臂一个馒头大小的鼓包，会痛。”华坪县纪委监委干部吴燕说，张桂梅的双手常年痛得伸不开，贴满了膏药。
吴燕说:“她现在浑身上下都痛，有时候走路还要人扶。有的东西不能用钱来衡量。她为孩子们的付出，是真的把命搭进去了。”
张桂梅每天最多睡4个多小时，5点钟就起床，是全校起床最早的人。为的是给学生们摁亮下楼梯的路灯，只因为以前有孩子在那里摔过跤。
有学生突然生病被送去医院，她就担心得整宿睡不着:“等接到老师报平安的电话，我一看天已经亮了。”
张桂梅是全家最小的孩子，结婚前有哥哥姐姐宠，结婚后有丈夫宠。在喜洲时，她常下馆子，曾拿着4000块钱去成都，只是想吃顿豆花。而现在她却说，希望把人生奢侈的那一段省略掉，她想从一开始就和她的孩子们一起吃苦。
前几年，有朋友和她一起去家访。看到家徒四壁的场景，朋友说:“老百姓苦成这样，党员干什么去了。”这句批评像针一样扎进了她心里，也更坚定了她要帮助大山里女孩的决心。
她须臾没有忘记自己的党员身份。党徽她现在每天戴着睡觉，换衣服后第一件事，是把党徽别在胸前，因为“看着就有力量”。
那天，有个年轻小伙看到她胸前的党徽，管她叫老党员，还说自己也是党员。党徽成了这位老党员和青年党员的“接头暗号”。张桂梅说:“现在大家说愿意说自己是党员，觉得好光荣，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