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自省读书学习方法
借摘读。旧时代，革命书籍十分缺乏，徐特立在湖南时，听说书报流通社有《联共》上下册，就去借了来抄读。他不全抄，而是节抄，并且做详细分析。这样，可以服、心、手三到，便于理解深刻。下面就让小编给大家带来最强自省读书学习方法，希望大家喜欢!
最强自省读书学习方法
很多人读书时都可能有过这样的坏习惯，看书一遇到困难就不想再读了，于是，又拿起另一本，遇到难题时又放下，结果没有一本书能读深读透，弄得一知半解，知识残缺不全。
著名科学家陈念贻年轻时为了报考大学，决定突击自修英语。这个主攻目标确定后，他就将房间里其他书籍都封存起来，只剩下英文书一种，整天手不释卷，使自己完全进入英文的“境界”中，不受其他书的任何干扰。第一天，他只记住了八个单词，到第二天早晨复习时发现已忘掉了三个。但他毫不气馁，继续埋头攻读，坚持了一个星期以后，开始掌握了英文记忆的规律，一天能记住二十多个单词。一个月后每天能记五十余个，两个月掌握了四五千个单词，基本能阅读英文版的《读者文摘》了。
陈念贻不仅“单打一”地读英文书，而且还套用小的“单打一”---在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单词后，他又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专攻英文语法和英文写作练习。接着，又专门用了一段时间强行背诵了五百句英语范文。结果，他总共只用了三个月飞时间，就基本把英文攻下来了，并能用英文写出漂亮的文章。此后，陈念贻有用这种读书方法，攻下德、法、日、俄四门外语，还攻克了代数、三角和解析几何等难关。
钱钟书的学问方式
我和钱锺书先生没有见过面。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为创办《中国文化》杂志，也由于当时想着手对钱先生的学术思想作一些研究，跟他有不少通信。我从未把这些信拿出来，觉得不好意思。他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学者，不仅是欣赏，而且是特别尊敬和心仪的人。我研究晚清民国以来的现代学术思想史，钱先生是我关注的重点学术案例。
八十年代中期，我开始做这方面的题目，决定对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这三位真正大师级的人物，做个案分疏和综合比较研究，于是开始读他们的书。最先读的，是钱锺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每一本书、每一个字，我都读三遍以上。内子陈祖芬写过一篇文章，叫《不敢见钱锺书先生》，其中写到，在八十年代，如果你在北京的街头巷尾，看到一个人，或者在公共汽车上，或者在路上，在树下，在墙边，在任何地方，都拿着书看，这个人看的一定是《管锥编》或者《谈艺录》。她这样写是写实，不是文学描写。我的确读钱先生读得很熟，熟到他成为和我日夜相伴的人。不仅他的书一本一本被我划乱了，读钱的笔记也积下好多册。
读完钱锺书之后，就读王国维。王的东西多，必须选读。先是早期的《静安文集》和《静安文集续编》，然后是《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古史新证》等。王国维后，开始读陈寅恪。非常“不幸”，我读陈寅恪以后，扎进去就没有出来。结果不是三个人一起写了，变成对陈寅恪做单独的个案研究。我现在写的关于陈寅恪的文字，大概有五十多万言，公开发表的文章，出版的著作，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是对我如此熟悉的钱锺书，却一直没有写文章发表。我的一些朋友也知道我研究钱锺书。一次厦门大学召开关于钱先生的研讨会，李泽厚得知，说应该去，你是研究钱锺书的。我问他何以知之，他说当然知道。但何以知之的理由他没有讲。
近三十年我所做的研究，很大一块是围绕二十世纪现代学者的学术思想。我的体会是，这些大师巨子是我们晚学后进进入学术殿堂的比较便捷的引桥。通过他们，可以通往古代，走向中国传统学术，也可以通过他们连接西方，走向中西学术思想的会通。更重要的，他们为我们树立了学术典范。我曾经用“空前绝后”一语，形容他们学问结构的特点。“空前”，是指这些现代学者，在西学的修养方面，汉儒、宋儒、清儒，都比不过他们，因为当时不可能有这个条件。汉宋儒不必说，乾嘉学者也不能跟二十世纪现代学者在这方面相比肩。虽然早期的传教
士跟明末清初的一些学人有一些关联，但我们看不到乾嘉大师们的西学修养有哪些具体而明显的呈现。二十世纪学者不同，他们常常十几岁就留学国外。陈寅恪十三岁留学日本，然后美国、欧洲，前后大约有十六七年的时间在国外。连马一浮也有在美国、日本的经历，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去的，尽管停留的时间前后不是很长，毕竟扩大了学问的视野。
另一方面，二十世纪现代学人的国学根基，又是后生晚辈不能望其项背的。他们四五岁开始发蒙，到七八岁，十几岁，不用说五经四书，十三经、诸子集成、前四史，差不多都读过了。他们有这样的学问积累的过程，所以在学术的知识结构方面，既是空前的，又是绝后的。“绝后”不是说后来者的聪明智慧一定少于他们，而是没有当时那些个具体条件，包括对学人为学非常重要的家学和师承。国学需要童子功，年龄大了补课，实际上为时已晚。因此后来者要赶上他们，难之又难。就研究我国固有学术而言，二十世纪学者也开了先路。经由他们可以更自觉地进入原典。
二十世纪现代学者的学术，是不是也有瑕疵?肯定会有。陈寅恪就讲过，王国维的学说也可能有错误，他自己的学说也会有错误，自然可以商量。同样，钱锺书的学术，也一定有可商之处。但是他们的学术精神，为学的态度，纯洁的资质，堪称后学的典范，应无问题。我们今天的学术风气所缺乏的，恰好是二十世纪大师们的那种精神、那种风范、那种态度。
钱锺书的学问构成
钱锺书先生的学问结构，都由哪些部分构成，他的学问脉分如何辨识，学术界没有一致的看法。我长期读钱，三复其义，认为他的学问构成，约略可分为四目：第一是经典阐释学;第二是学术思想史;第三是中国诗学;第四是文体修辞学。
前面提到的说钱先生是卡夫卡的绝活的文章，不承认钱先生著作里面有解释学的内容，未免令人感到意外。《谈艺录》也好，巨著《管锥编》也好，独不缺少解释学的内容。只不过钱先生对解释学有独辟胜解。《左传正义》三，隐公元年，解一“待”字，令人绝到。郑庄公由于“寤生”，惊吓了他的生母武姜，因而母子失和。庄公即位之后，武姜便与庄公的胞弟共叔段结为联盟，封地逾制，一人独大。郑大夫祭仲建议及早除掉，免生滋蔓。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进入中学课本的《左传》名段“郑伯克段于鄢”。
我们且看钱锺书先生如何解释此一“待”字。
他先是征引《左传·闵公元年》，齐国的仲孙湫提出：“不去庆父，鲁难未已。”齐桓公回答说：“难不已，将自毙，君其待之。”又引定公六年，公叔文子谏卫侯：“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君姑待之，若何?”再引《韩非子·说林》，下有与悍者邻，欲卖宅避之，人曰：“是其贯将满矣，子姑待之。”钱先生具引之后申论说：“‘待’之时义大矣哉。‘待’者，待恶贯之满盈、时机之成熟也。”然后又引《汉书·五行志》董仲舒之对策：“鲁定公、哀公时，季氏之恶已熟”、《孟子·告子上》以麰麦喻人性：“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这就如同郑庄公等待到共叔段谋反在即，并得知其起事的具体日期，于是下定决心，说：“可矣!”也就是可作为的时机真正成熟了。
钱先生接着又引《史记·韩信卢绾传》：“太史公曰：‘於戏悲夫，夫计之生熟成败，于人也深矣!”以及《北齐书·陆法和传》里的陆氏发为议论：“凡人取果，宜待熟时，不撩自落，檀越但待候景熟。”抑犹未尽，更引西典助发，